作为一名党校教师,我读过的关于长征的著作大多气势磅礴,站在历史的高处俯瞰岁月,分析得失,总结意义。这些书让我了解长征的始末得失,而我却始终觉得与这段历史隔着一层什么东西——像隔着一面玻璃墙看风景,看得见,却摸不着。
直到翻开《红军长征记:原始记录》,那面玻璃墙忽然碎了,我被书中扑面而来的真实击中。这本1936年由毛泽东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,全书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,没有刻意的历史定位,有的只是一个个普通人眼中的长征——他们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,甚至他们的抱怨、苦闷和眼泪。

作为凉山的党校老师,我对书中关于红军过凉山的故事格外有感触。书中《由金沙江到大渡河》中有一段红军过西昌礼州时的记录——午夜时分,百姓半数以上“手擎油捻或蜡烛,鹄立门口,替我们照路”,还有人“提壶携盏,亲爱的缓声的招呼吃茶”。作者写道:“夜神被赶走了,半里的长街,成了光明喧闹的白昼。”“河流声,草虫声,在迷茫神秘的午夜,入耳均成细乐。微渺的残月,映着秧苗上的露珠,晶晶发光。大地的一切,都使人心旷神怡。”作者用近乎白描的叙述,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叫“革命乐观主义”,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,红军战士依然保有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的感知。
这是书中战士们少有的温情时刻,读到这里,我仿佛看到了那条被灯火照亮的长街。那些擎着油捻的百姓,让我看到了长征的另一面——它不只是苦难的跋涉,更是希望的传递,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红军: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,我们支持你们,这大概就是“长征是宣言书,长征是宣传队,长征是播种机”的生动诠释。
书中多篇记录写到彝族人民的苦难,读来令人心酸。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这样记录:“彝民生活之痛苦,远过于汉人……彝民之田亩,日渐被川军之官长及当地官吏所侵占,而只耕植于山地。在山下远望彝民所耕种之山坡上的山地,倾斜度几如削壁”。另一篇写到彝族青年王木冷家“七口人,租田耕种,全年劳苦却吃不饱”,还要承受“兵差、伕役、苛捐杂税的剥削”。当地军阀刘文辉压迫彝族人民“甚烈”,红军正是提出了“打刘家”这个彝族人民“迫切希望之要求”,才迅速赢得了信任。
他们用笔记录下那些在“削壁”上耕种的彝族群众,不是猎奇,而是对苦难人民的共情。这种共情不分民族与地域,这种“看见”,或许也是党的民族政策最朴素的起点。
红军过彝区时,前有堵截、后有追兵,如果此时与彝族发生冲突,后果不堪设想。红军懂得彝族人民被压迫的苦,懂得他们最迫切的需求,并用最真诚的态度去回应,才有了彝族人民对红军从对峙到信任的转变。彝族群众牵牛送羊欢迎红军于道旁,红军则以皮衣、旧枪、盐、布送给他们。这种朴素的交换,背后是两颗心的靠近。这段记录也让我明白“彝海结盟”不是天生的大团圆,而是在恐惧中依然选择相信,在陌生时依然选择尊重。
“彝海结盟是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第一次体现和重大胜利”,这个结论我们给学员讲了千百回,但彝海结盟的温度我却是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有了触及心灵的感受。作为凉山的党校教师,这份从原始记录中体悟到的真诚,也成为我们在讲台上最有力的底气。
90年过去了,长征已成历史,但长征精神从未走远。作为党校教师,我的“长征”可能是向一批批学员讲述这些故事,让更多党员干部体会到长征精神的温度。作为凉山人,我的“长征”可能是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,把“彝海结盟”的精神传承下去。
90年后的今天,还能够通过这本书触摸到真实的长征,能够在讲台上传递这份温度,这是我的幸运,也是我的责任。
(本文系四川长征干部学院“墨颂长征·笔铸初心”书评征集活动投稿作品)